史鬱讀書會

附錄一 三十五年（1950-1985）來的台灣史界變遷   

六十年代以來，台灣史界最重要的變遷有兩點：
1.「考史而不著史」，史考學的沒落。
2.歷史研究的專業意識日漸多元化。
新考據學的威望，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台灣大學為基地的史料學派，慢慢的在台灣式微，式微的原因有二：
一、環境的改變：大陸變色，政府迫切要求一切學術配合「反共抗俄的使命」的目標前進，因此政府不再重視純學術的研究，研究人員處境窘困，對於新史料的搜集、舊史料的整理，亦無從著手。
二、人才的凋零：自史語所所長兼臺大校長傅孟真以半百之年早逝後，圈中要角不是積勞壽終（胡適、董作賓、姚從吾、李濟），便是因較好的工作環境，而遠走他鄉（全漢昇），其中以胡適之死最具影響力；這批人留下的學術真空，多由六十年代後留學或遊學歸國的新人輾轉填充，因此便利了二次大戰後歐美史壇流行觀念的遺殖和散佈，原先派中的嫡傳弟子，也順應潮流而提倡更張之議。
七十年代後，非但籠罩中國半個世紀之久的考史法度漸被淡忘，連台灣大學這座堅強堡壘不免於致用潮流的侵蝕，後來推翻考據學的統治地位的革新派，正是來自台灣大學；革新派的要求只是為歷史研究科學化更上一層樓；整個七十年代，採借社會、行為之科學理論、概念與方法入史的呼聲越來越高，直到民國史為關注焦點才由喧囂進入沉靜。
自北京政府取得聯合國席位後（1971），史學致用論盛行，乃至北京與華盛頓建交（1979年），經世史學更加行情暴漲，研究主題更從原先以古代史為主，演變為古今並重，民國史的研究慢慢變為顯學，以配合反共國策為前提的民國史教學與研究，終於在「憂患意識日深」的七十年代初受到朝演的迫切關注，並在當局的推動下，乃至於八十年代成為學院史學的一大支柱。
世變日亟在學院派歷史學人中激起的反應，乃是對當代中國史學平時切己的檢討，以史學現代化為主題的探索與議論遂陸續出現，有不少人仍在嚮往史學與科學整合的遠景，希望從西當代思潮中尋求一現成的或正在浮現中的史學現代化模式；另外也有一些人，嘗試於實際研究中融合社會科學成果於史，從而界定傳統史學的現代化的進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