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嘉之盛極轉衰
清康、雍、乾三朝，比較過的有秩序承平的日子；然到乾隆中葉以後，清室即入衰運。
一、因帝王精神，一代不如一代。 二、因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。 三、漢人亦志節日衰，吏治日寙。
四、戶口激增，民間經濟情形轉壞。
乾隆末葉，民變之事已數見不鮮。
一、乾隆三十九年王倫臨清之亂，唱清水教，運氣治病，教拳勇，為白蓮教之遺。
二、乾隆四十六年甘肅回叛。
三、乾隆六十年湘、桂苗變。
四、及川、楚教匪。
尤大者則為川、楚教匪，直延至嘉慶七年始平。
嗣是復有浙、閩海寇，十五年定。山東天理教，十八年定。更互迭起。至道光末年，乃有洪、楊之大亂。
二 洪楊之亂
洪、楊先起，亦以「官逼民反」、「天厭滿清」、「朱明再興」等語為號。農民騷動主因，必由於吏治之不良，再促成之於饑荒。在官逼民變的實況下，回憶到民族的舊恨，這是清中葉以後變亂的共通現象。饑荒可以促動農民，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，要臨時組織農民，便常賴於宗教。
為要在短期唱亂而臨時興起的宗教，絕無好內容。這是農民革命自身一個致命傷。因中國疆域之廣，饑荒災歉，只能佔大地之一角。而起饑荒有其自然之限制，一兩年後，情形即變。因一時一地的飢荒而機動變亂，要想乘機擴大延長，勢必採用一種流動動的恐怖政策，裹脅良民，使他們無家可安，無產可依，只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；這便是所謂「流寇」。最著者如唐末之黃巢，明末之張獻忠、李自成。這一種變亂，騷擾區域愈大，虐殺愈烈，則裹脅愈多。然而到底違逆民意，依然成為其自身的又一種致命傷。用邪教的煽惑起事，用流動的騷擾展開，這是安靜散漫的農民所以能走上長期叛變的兩條路子。可惜這兩條路子，開始便已注定農民革命的命運，使他們只能破壞，不能成功，除非中途能自己改變。洪、楊起事的第一因，在其有一種宗教之煽惑；而將來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對，限制其成功，而逼到失敗路上去的，便是這一種宗教。在政治上亦有幾點比較純樸的理想，如天朝田畝制度等是。他們並禁纏足，禁買賣奴婢，禁娼妓，禁畜妾，禁吸鴉片。他們有一部分人代表著農民素樸的要求。然而一到南京，距離事業的成功尚遠，而內部便禁不住內訌起來。他們前後倡亂十五年，據金陵十二年，蹂躪及十六省，淪陷六百餘城。然而到底沒有成事。
三 湘淮軍與咸同中興
削平洪、楊的，並不是滿清政府及其朝臣，而是另外一批讀書人和農民。洪、楊的耶教宣傳，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。洪、楊的騷擾政策，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的敵意。曾國藩的湘軍即由此起。粵軍的領導人，對於本國文化，既少瞭解；對於外來文化，亦無領略。他們的力量，一時或夠推翻滿清政權，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風俗習慣。這是洪、楊失敗最主要的原因。而洪、楊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幟，他們並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傳統文化樹敵；而他們軍事上的實際活動，卻又並沒有一個預定的全盤計畫。
湘軍則雖係地方團練，而一起即有盪平天下之整個準備。
其用兵次第，亦始終牢守一個計劃，按步推進。
曾國藩雖在軍中，隱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。網羅人才，提唱風氣，注意學術文化，而幕府賓僚之盛，冠絕一時。薛福成有〈湘鄉幕府賓僚記〉。
至洪、楊，自東、北、翼三王內鬨以後，天王惟用兄弟、戚屬為親信。
文治制度方面，在南京十二年，可算絕沒有些微上軌道的建設。亦不能搜羅原來團體以外之人才。
卻妄想以天父、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，欺盡天下。如此何得不敗？東南洪、楊始平，西北捻、回又熾。清廷一無能力，依然仰賴於湘軍。曾、左、胡、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。然此等人物，僅能平亂，卻不能致治。
一因清政府種族觀念太深，不能推誠大用。
二則因胡既早卒，曾、左諸人皆馳驅軍旅，效命疆場，未得為中央大吏，於朝政少可獻替。因此軍事上雖足平亂，而吏治官方，依然腐敗。釀亂之源，依然存在。只為社會元氣大損，一時再鼓不起亂來。
急病不死，變成慢病。而其病已成絕症，不可救藥。
